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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庄严肃穆的法院大厅、争吵声不绝的立法机关里，甚至是乡村广场上，无论是劳工集会、农民协会大学讲堂，甚至是南方的棉花地里，无论是西装革履的党代表还是衣着随便的农民，都在谈论着这些问题，并为此展开了斗争。尤其是有着隐性对立的群体或机构，像木林盗窃者与内政部，保险公司和州政府，矿工联合会与煤炭公司董事，农场主与铁道公司，牧畜主和生产工厂，铁路工人与铁路公司等等，他们总会想出颇为奇怪的主意树立旗号，而且对这些斗争问题的结果充满期待。

　　那么这主要是些什么问题呢？它们是新自由之意义、进步运动和民粹主义，而平等问题与新政所引发的斗争最为激烈。这些问题不再是学者与学者之间无休止的争论，它已经流传到社会中去了，那些法官、律师、编辑和有正义感的记者、金融界人士和农场主、工人运动领袖和更普通的大众才是这些问题的主导者和争取解决问题实战的人。有一种武器叫做思想，大众终于明白并学会使用它了。

　　那些社会科学家们的思想方案终于得到了富克兰林·罗斯福、西奥多·罗斯福、威尔逊、布莱恩、奥尔德和胡佛们的注意并引发了他们的兴趣。他们会在急迫呼声之下准确地将那些思想方案变成公共政策。在某种意义上说，萨姆纳是个极端主义分子，沃德也非常极端，但他们却甚至是对立的。那些学院派的学者们沉迷于故纸堆和逻辑中，他们的言论倾向于教条，而在公共舞台上抛头露面的政治家们则谨慎得多。在政治上，美国人从不会有极端的表现，这得益于美国人不极端的性格。

　　从这方面说，美国人并不注重理论，他们珍视经验逻辑，妥协让步是他们常使用的策略。他们有点像英国人，尤其在严肃的问题上，但他们不失情调，从这方面来说又带有法国人的气质。1881年，沃德指责政府在控制社会现象时往往有出于本能的非理性冲动，而缺乏根本信念。而在20世纪初，政府的变化几乎出现反差，那种本能已经具体转化为一种深得人心的信念，而政客们正在积极地准备将这种信念在立法上加以实现。尽管人们推崇萨姆纳而不是沃德，但政府和经济却是按照沃德社会学说指引的道路而向前发展的。

　　这似乎已经宣布了萨姆纳理论的破产，而沃德的经验逻辑无异于一场大实话。因为我们应该还没有忘记：政治家所遵循的是经验逻辑，而它的政策亦会依此实行。政府对国家经济和社会诸多领域进行干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不可抗拒的客观条件成熟了。货币经济促使政府确认社会所关注的问题，而放任自流的经济是需要政府承担私人的责任的。所以，经济日渐集中也就是向政府提出了加以集中控制的要求。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对政府的不信任感消失了，人们认识到，在国家事务发生严重危机的时候，只有政府才愿意为此采取有效的行动，很多根本性的问题，如周期性繁荣、经济萧条、人类资源与自然资源的保护等都是政府职能所在。萨姆纳没有找到一个体面的接班人，性格由放任自由变得顽固而不务实，甚至对问题已经丧失了严肃的态度并且变得吹毛求疵起来。曾经接受萨姆纳静态社会学说的人们已经面临一些困难了，他们不再对萨姆纳学说津津乐道了，公与私之间的分离已经使人们距离实际远了，即使那些最高法院的保守派们也必须拿出几分对公事加以关心的态度。

　　而最根本的是人们已经不再相信萨姆纳那一套学说了，尽管在表面仍然要表现出对此学说的信任。任何学说已经不重要了，他们此时只想维持受益者的地位。放弃多年来政府赖以确立的经济模式，以及敦促政府取缔关税、社会特许权、专利权等特权已经不是人们所热心的了，因为他们的权力地位已经从现任政府的经济政策那里得到了保障。政府控制原则已经不约而同地达成了一种共识，放任自由主义因此被放弃。

　　在威尔逊政府执政期间，这种情势变得成熟，政府的积极行动替代了以往的消极干预，这已是大势所趋。老自由主义者威尔逊十分倾慕英国的自由主义者米尔和巴奇霍特，所以他对社会主义和特权都没有好感。威尔逊在他的就职演说中讲道：“我们有些冷酷无情和粗暴，在迫不及待的争取建成伟大国家的努力中尤其这样。”从中我们可以感到：他在专制和无政府主义中持有一种折中的态度。这种态度不仅是威尔逊的，也是美国在20世纪初期一直保持着的。

　　法律的第一任务就是使它所服务的社会处于健全状态之中，必须保证社会本身不至于分崩离析，并且削弱和社会中不健康的各个部分。虽然，人们总会抱有一种想法：让每一代人管好自己的事，让每一个人管好自己的事。但在这个想法之外还有一个庞大的机构存在，它使人们没有管好自己的事－除了那些权力在握的人。在如何使政府为全体国民效力的问题上以及争取生存权利和保证国民健康的问题上，我们还没有找到依凭政府来达到目的的手段。

　　人们在该怎样利用政府的问题上有很多疑问，尤其是坚持自由主义纲领的人们，他们仍然希望建立个职能最小的政府。他们不断地发出疑问：怎样才能做到理想的统筹规划而不使人们神志不清呢？怎样才能不使人们的事业心和首创精神由于政府部门的监督而消磨殆尽呢？怎样才能不使政府权力集中到令人绝望的程度呢？怎样才能不使社团生活由于政府权力高度集中而遭到削弱呢？怎样才能不使政府的权威扩大到威胁人们自由的程度呢？

　　为了消除人们的不信任，威尔逊政府提出一个方案，尽量使两派阵营满意。威尔逊在这方面表现得相当积极，但罗斯福则在政府职权方面表现得较为消极。联邦农业贷款法案和联邦保留地法案等法案集中地体现了立法从预防到治理转变的实现，这些举措保护了私人企业和个人自由。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才有一些人大力宣扬私人企业和放弃政府控制的优越性。美国的制度与规划是不相同的，有三位共和党总统都习惯这样安抚民众。

　　但是，美国人因为危险因素的存在而不安，为造成社会损失而心惊胆战，原因是他们一直受到政府控制和提供安全保障的诱惑，受到私人企业物质收益的诱惑，他们不知道该怎样选择。这时胡佛帮助了他们，他的政策改变了美国人的担忧。“我们现在正从极端个人主义的行动向协同行动期过渡”，胡佛的话安慰了美国民众。他任总统时请来了许多社会学家参与社会和经济的改革，就是在他任商业部长时，他也借助政府的援助将商业扩展计划广泛实施。但是由于受到的威胁以及一个繁荣时代要求的诱惑，胡佛果断地提倡新自由主义。

　　没有人能够预料到会发生这种急剧的变化。胡佛本人的折中主义没有得到实现，人们知道他是那样厌恶专制主义和个人主义两种极端政策。可以预见两种极端化的发展必然朝向不同的方向，并且，人为的色彩更会激化这种发展，从而使人们不再客观和现实地处理问题。这两个发展暴露了极端化的弊病，美国人因为个人主义而走向了经济大萧条，而欧洲一些国家则因为计划经济走向政府专制化和极权主义，私营经济因此破产，生活自由和财产遭到破坏。

　　美国社会遭受了痛苦，人们毫无疑问地将责任推诿给政府，富兰克林·D.罗斯福承担起了这个重任。美国新政开始，政府重新走上了全民政治的道路，美国国会颁布了关于国民经济的集中、指导和控制的法律，以及关于组织工业、农业、银行和水电的法律。

　　竞争与自由、个人主义与国家制度、立宪主义和国家权力之间已经不再被人们详细地加以区分。更严重的是，与行政权力等同，专制主义与立法等同，极权主义与制度规划等同。那些自以为是的人们同样对种种问题予以严厉批判。社会各个领域的人士，不论此前有着怎样不同的政见，但是在新政面前，他们惊人地保持了一致，他们对新政展开猛烈的攻击，已经达到了群起而攻之的地步。他们指责新政背叛了信仰，并扬言新政计划经济政策必然导致另一个可怕的乌托邦。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