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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在重庆北碚，领导了中国版“敦刻尔克”行动——宜昌大撤退的卢作孚，除了继续巩固他手中民生轮船的产业版图，还在积极筹备一家名为“民安”的保险公司。卢作孚坚信：“这家保险公司必须以保障人民物资安全为宗旨，因此命名为民安产物保险公司。”1943年11月，民安保险正式开业，卢作孚担任董事长。

　　民安保险历经数十年的风雨洗礼，最终发展为中国四大央企保险公司之一的太平保险。

　　此时，在北碚江边隔江相望的悦来小镇上，一位少年每天从家里步行去青年会中学，前半程的五里路大多沿着嘉陵江边行走，需穿越崎岖山路，绕过几座山丘，才能到达江边踏沙而行的通道。

　　两年后，这名少年随全家返回南京，1950年5月，他又随父母从香港渡海来到台湾。多年后，他写下著名诗篇《乡愁》。这位少年的名字叫余光中。

　　镜头回到重庆市区，1943年初夏，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正避暑于鹅岭的飞阁。

　　站在鹅岭飞阁外，空气清新通透，远眺重庆两江四岸的风光，夜幕降临时，江畔灯火璀璨，令人沉醉。

　　今日，他们邀请了美国史迪威将军来访，感谢他与陈纳德将军率领的美国飞虎队，过去数年对中国抗战的鼎力支持。

　　而不远的两路口，宋美龄的二姐宋庆龄家中灯火通明，为赈济河南大水灾正积极筹办“国际足球赈灾义赛”。参赛的球队包括“泸星”、“东平”、“英联”和“韩青”等中外队伍。

　　这座三层洋楼不仅是宋庆龄战时救济及儿童保育工作的办公地，更是联络马海德、史沫特莱、斯诺、艾黎等国际友人的活动据点。

　　当然，国际圈里也不全是朋友。忙碌一天的戴笠，此刻正乘坐专车穿过夜幕，从沙坪坝歌乐山返回渝中区曾家岩住所。

　　歌乐山上的这个机构，是最近美蒋联合成立的特务机关“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戴笠兼任主任，这里也被称为“渣滓洞”。

　　历史总是耐人寻味，戴笠的公馆不远处，便是周恩来在重庆的主要住所——周公馆。

　　风云变幻，历史的轨迹如同江水漩涡，将这些人的命运汇聚在1943年的重庆。

　　1943年，金庸考入国立中央政治学校，步入大学校园后便一心钻研学业。自古以来，“学而优则仕”是中国文人追求的道路，金庸也未能例外。

　　然而，入学不到一年，因性格刚正不阿，常为弱者出头，他于1944年深秋被迫辍学，外交官梦碎。

　　失学后的金庸，心中充满愤懑与迷茫，远离家乡，孤身一人，前途未卜。幸得表兄相助，他进入位于重庆两路口的国立中央图书馆工作，该馆后来成为重庆解放后的重庆图书馆所在地。

　　从此，中国可能失去了一位出色的外交官，却得到了武侠文学史上光辉灿烂的金庸。

　　与此同时，渝中区中央银行大厦内，民国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行长孔祥熙愁眉不展。物价飞涨已令民不聊生。1943年下半年爆发的“美元公债舞弊案”更让孔祥熙与妻子宋霭龄坐立难安。造币厂印制的纸币堆积如山，却无法抑制通货膨胀，反而让贫苦百姓生活愈加艰难。鹅岭的造币厂工人，或许没想到多年后，这座鹅岭二厂会因一部电影而闻名全国。

　　影响中国百年历史的宋氏三姐妹，1943年各自忙碌于不同事务，难得相聚。她们未曾料到，一年后的1944年7月9日，宋霭龄与宋美龄将乘机赴巴西，而宋庆龄则亲赴机场送别，从此三姐妹再无重聚之日。

　　自陪都定都重庆后，作为西南大后方，众多外地企业和银行陆续迁入，重庆经济金融迅速崛起。

　　当时，重庆总行数量占全国15%，四大行及主要商业银行总部汇聚于此，钱庄和银行主要集中在打铜街为中心的朝天门地区，使之真正成为“中国华尔街”。

　　“四行二局”相继入驻，大批外资银行也纷纷迁来，重庆本地银行与钱庄凭借地利迅猛发展。

　　其中，聚兴诚银行和美丰银行分别是西部民族资本的第一家银行和第一家中外合资银行，皆为川帮银行中实力雄厚、信誉优良的全国性商业银行。

　　重庆人的性格与这座城市一样，充满抗争精神：哪里有不公，哪里就有反抗；越是轰炸，越显坚韧，这便是重庆人的真实写照。

　　国民政府对此自然不会袖手旁观，在白市驿机场设有被称为“飞虎队”的美军志愿空军部队。

　　飞虎队领袖陈纳德将军在参加完蒋夫妇的晚宴后，返回沙坪坝白市驿基地，肩负防御日军空袭的重要使命。

　　正如电影《无问西东》所描绘，美军不仅在云南训练中国空军飞行员，在重庆的白市驿基地，也有大批爱国青年踊跃参军。

　　尽管如此，自1938年至1943年，面对实力悬殊的日军空中力量，中国空军与美军依然坚守着抗战前线。

　　蒋介石在南山官邸指挥全国抗战，对惨烈的空战尤感沉痛：“我方每架驱逐机每日要与敌军五倍以上兵力苦战3-6小时。”

　　每次飞行员们带着妻子、父母和爱人的祈祷踏上征程，却常常只留下亲人无声的泪水。

　　国民政府虽疲于应对日军攻势，但1942至1943年，重庆的愈发浓厚。

　　位于重庆市核心区的《新华日报》编辑部灯火通明，这里是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央南方局领导人与地下党及进步青年联系、部署任务的地方，也是接待陪都各界人士的活动中心。

　　历史有时喜欢戏弄人。擅长暗杀和恐怖行动的特务头子戴笠，1946年离开重庆不久，因飞机失事意外身亡。

　　他在重庆留下的“杰作”之一——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监狱，在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被摧毁。

　　抗战结束后，宋氏三姐妹各自命运迥异。宋美龄返回南京，解放战争末期又回到重庆四川，最后在解放前夕从成都搭飞机逃往台湾。

　　重庆几家民族银行各自结局不同。康心如的美丰银行因过度信任政府，资产流失，至1950年4月濒临破产停业。

　　聚兴诚银行在解放后继续发展，1951年11月实现公私合营，结束了其长达34年的历史。

　　在宝岛台湾，曾在重庆悦来留下童年记忆的余光中，中年时怀念祖国大陆，在44岁写下了《乡愁》：“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另一位文人，1945年离开重庆后辗转多地，最终定居东方明珠香港，兼顾写作与经商，创办“大公报”，写出了无数中国人心中的武侠梦：“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这座具有特殊地理意义的临时首都，是千万人物共同参与的一段历史，无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高尚者或贪腐者，勇敢者或胆怯者，都曾在这里短暂停留。

　　在陪都重庆的往昔岁月中，有太多值得铭记的人和事，那些人物，那些故事，那些烙印在历史建筑中的时光痕迹，皆值得我们深切缅怀与纪念。谨以此文，略表心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