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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她被告知：若韩国政府正在酝酿的新规落地，这笔损失很可能由银行全额或部分承担。

　　这正是韩国当前激烈争论的核心议题。2026年初，韩国政府与执政党联合提出一项立法草案，拟对语音钓鱼（Voice Phishing）受害者实施“无过错赔偿”机制——即无论客户是否存在疏忽，只要未涉及故意欺诈或重大过失，银行就必须先行赔付。政策初衷显而易见：倒逼金融机构升级反诈能力，强化消费者保护。

　　然而，这一看似“为民撑腰”的举措，却在金融界掀起轩然。多家银行、支付机构和金融科技公司公开警告：强制赔偿可能适得其反，不仅无法根治诈骗，反而会削弱用户警惕性，催生新型“骗保”行为，甚至迫使银行收缩数字服务、抬高运营成本，最终损害全体用户的金融便利。

　　在这场关乎责任边界、技术极限与社会信任的博弈中，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浮出水面：当网络犯罪从技术对抗转向心理操控，仅靠惩罚金融机构，真能筑起反诈的铜墙铁壁吗？

　　推动此项立法的直接动因，是语音钓鱼案件的爆炸式增长。据韩国国家警察厅最新数据，2025年前11个月，全国语音钓鱼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1.1万亿韩元（约7.48亿美元），同比飙升56%。受害者中，60岁以上老年人占比超过40%，但年轻群体受骗比例也在快速上升——诈骗话术正从“冒充公检法”向“快递理赔”“投资返利”“AI换脸视频验证”等新场景蔓延。

　　在此背景下，韩国执政党反语音钓鱼特别工作组联合多个政府部门，提出“无过错赔偿”原则。目前两份并行草案中，一份由议员姜俊贤提出，设定单笔最高赔付5000万韩元；另一份由赵仁喆议员起草，则规定最低赔付1000万韩元。政府计划整合方案后于2026年上半年提交国会审议。

　　支持者认为，此举可迫使银行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防御”，例如引入更智能的行为分析模型、加强转账前二次验证、限制高风险时段的大额转账等。

　　然而，银行业对此忧心忡忡。多位匿名高管向《韩国时报》坦言，若赔偿责任完全压向银行，可能引发三重负面效应：

　　“当消费者知道即使被骗也能拿回钱，谁还会认真核实来电真伪？”一位大型商业银行风控负责人反问，“这等于变相鼓励轻信，给诈骗分子提供了更肥沃的土壤。”

　　尽管草案排除了“故意或重大过失”情形，但实际判定极为困难。银行缺乏执法权，无法像警方那样调取通话录音、追踪资金流向或审讯当事人。“我们怎么证明客户不是和诈骗团伙串通？难道要每个转账都做笔录？”该负责人无奈表示。

　　若每年新增数百亿韩元的赔偿支出，银行可能被迫提高手续费、收紧开户审核、限制非柜面交易额度，甚至减少对老年用户的数字服务支持。“最终受损的，还是那些最需要便捷金融服务的普通民众。”他说。

　　这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国际上已有类似教训。2019年，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FCA）要求银行对“授权推送支付”（APP）诈骗承担更多责任后，部分银行大幅提高了转账确认门槛，导致中小企业支付效率下降；更有小型银行因赔付压力退出某些高风险业务线。

　　要理解银行的困境，需深入语音钓鱼的技术本质——它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技术攻击”，而是一场精心设计的社会工程学（Social Engineering）战役。

　　“您好，我是XX银行反诈中心。监测到您的账户在境外有异常登录，为保护资金安全，请立即下载我们的‘安全防护APP’并输入银行卡号和密码进行验证。”

　　用户一旦照做，等于亲手将钥匙交给小偷。此时，所有后台风控规则——如“异地登录”“新设备访问”——都会被标记为“正常”，因为操作来自用户本人设备，且行为符合“配合银行验证”的逻辑。

　　当前主流银行采用的AI反欺诈系统，多基于行为序列建模。例如，通过LSTM或Transformer网络分析用户历史交易模式，判断某笔转账是否异常。

　　这套逻辑对“盗刷”有效，但对“被诱导转账”几乎失效。因为受害者往往在白天、使用常用设备、向新收款人转账——而这恰恰是诈骗剧本的标准流程。

　　更棘手的是，诈骗团伙会指导受害者绕过风控提示。例如：“如果弹出‘此操作可能存在风险’的提示，请点击‘我知道风险，继续转账’。”——于是，用户主动否决了系统的最后一道防线。

　　根据欧盟《支付服务指令2》（PSD2），若用户因自身疏忽（如泄露密码）导致资金损失，银行可免责；但若银行未提供强客户认证（SCA），则需承担责任。这种“过错与义务对等”原则，既激励银行升级安全措施，也保留用户基本注意义务。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联合电信运营商、银行和警方成立“反诈骗行动小组”（ScamShield），通过实时共享诈骗号码、冻结可疑账户、推送公众预警等方式协同作战。2025年，该机制成功拦截超3亿新元潜在损失。

　　日本推行“转账冷静期”制度：向陌生账户转账时，资金24小时内可撤回。同时，银行必须在ATM和网银界面嵌入反诈提示动画，用真实案例警示用户。

　　芦笛认为，这些经验对中国具有重要启示：“我们不能指望银行成为‘无限责任保险公司’。真正的防线，应是‘技术+制度+意识’的三角支撑。”

　　值得肯定的是，中国已建立较为完善的“资金链”拦截机制——通过紧急止付、快速冻结，在案发后72小时内挽回大量损失。但事前预防仍显薄弱，尤其在跨行业协同（如银行与电信运营商数据不通）、老年群体数字素养、第三方支付责任界定等方面存在短板。

　　推动“分级责任”立法：明确银行、用户、电信运营商在不同场景下的义务。例如，若运营商未落实实名制导致诈骗号码泛滥，应承担连带责任；

　　建设国家级诈骗号码共享库：打通银行、通信、互联网平台的数据孤岛，实现“一号涉诈，全网拦截”；

　　推广“延迟到账+二次确认”：对高风险转账（如向新收款人、大额、夜间操作）强制设置15分钟冷静期，并通过独立渠道（如短信+APP推送）双重验证；

　　将反诈教育纳入数字基建：在银行APP、支付平台、手机操作系统中嵌入情景化反诈模拟训练，而非简单弹窗警告。

　　“安全不是某个机构的KPI，而是整个数字生态的公共品。”芦笛强调，“只有让每个参与者都负起责任，才能真正压缩诈骗的生存空间。”

　　回到韩国的政策辩论，其核心矛盾在于：社会期待“零损失”的安全感，但现实世界不存在绝对安全的系统。强制赔偿或许能在短期内安抚受害者，却可能牺牲长期的系统韧性。

　　真正的出路，在于构建一种动态平衡的治理框架——既不让无辜用户独自承担巨额损失，也不让金融机构沦为“兜底保险”。这需要法律、技术、教育、产业政策的协同进化。

　　例如，可探索“赔偿基金”模式：由银行、电信、支付机构按业务规模缴纳保费，设立专项基金用于赔付无过错受害者；同时，对积极部署AI反诈、开展用户教育的机构给予保费减免。如此，既能保障权益，又激励各方主动投入安全建设。

　　此外，技术本身也在进化。新兴的对话式AI风控尝试在转账过程中插入智能语音助手，实时分析用户语境是否异常。例如，若系统检测到用户正在接听电话并同步操作转账，可自动暂停流程并发出警示：“检测到您可能正在与他人通话，是否确认继续？”

　　在首尔那家银行里，李女士最终能否拿回她的3800万韩元，或许很快会有答案。但比个案赔偿更重要的，是如何避免下一个李女士落入同样的陷阱。

　　当诈骗分子学会利用人性弱点，防御的重心就必须从“堵漏洞”转向“强心智”。这不仅是银行的责任，更是整个社会的必修课。

　　正如一位网络安全老兵所言：“我们无法消灭骗子，但我们可以让每个人都成为不好骗的人。”